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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更新:[2009-3-29]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黄菊梅 律师

天阳律师事务所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对辩护制度做了明确规定,96年经修改后的《刑诉法》更是向民主诉讼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辩护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二是司法机关为保障上述权利而负有的各项义务,二者相互联系、互相依存,共同构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整内容。

 

一、为保护辩护职能的有效实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对此做了相关规定。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律师法》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如第30条:“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护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取证据。”

 

二、我过的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许多缺陷,司法实践中出现律师 “会见犯罪嫌疑人难”、“对控诉证据材料知情难”、“调查取证难”及“司法机关非法侵害”的局面。

    (1)“会见犯罪嫌疑人难”表现为:公安、检查机关手续繁琐,大多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即使勉强安排,也使律师会见收到诸多限制,不仅限制次数和时间,甚至不许律师了解案情。会见时,侦查人员大多在场,犯罪嫌疑人往往出于惧怕心理,不便表达。有的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公安、检察机关也以涉及国家秘密为借口,拒绝律师会见。

    (2)“对控诉证据材料知情难”表现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能看到“居留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诉讼文书。进入审判阶段,律师也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其他证据材料却无法见到。由于检察机关常常只提供一部分材料,使律师无法全面的了解案情,无法运用案件中的证据材料,严重影响了辩护只能的发挥。

    (3)“调查取证难”表现为:律师所调查的证据能否取得,取决于有关单位或个人是否愿意或同意;特别是对被害人的调查取证,不仅要本人同意而且还要经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的许可,否则律师的取证无法进行。另外,证人出庭作证后,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证人所作证言对其指控不利,就利用职权再向证人核实,有点甚至以证人改变证言系律师教唆为由,指控律师构成伪证罪,严重危机律师正当履行职责。

    (4)“司法机关非法侵害”表现为:在诉讼过程中,侦查、检察人员与辩护律师在诉讼地位上相互对立,律师时有成为司法人员泄私愤、图报复、受迫害的对象。如河南郑州擎天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奎生,被指控“帮助伪造证据”罪,关押26个月后被判无罪;河南焦作路通律师事务所主任于萍,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罪,判有期徒刑一年。此类案件已成为全国律师界关注的焦点。

 

三、造成上述现状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

    (1)、律师在侦查阶段未被赋予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能,提前介入并不能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首先,许多国家、地区的法律对律师在侦查阶段即以辩护人的身份行使辩护权,独立参与诉讼活动做了明确规定: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选人辩护人。中国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嫌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任何时刻均得委托律师(第51条);对被拘留之嫌犯进行首次司法询问时,必须有辩护人之援助。

    其次,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依目前法律,由于律师不能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使得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无法取得有效行使。

    (2)《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50条之规定,限制了律师对案卷中证据材料的有效运用。

    刑事诉讼法第36条之规定使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看不到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或证据的材料。

    《刑诉法》第150条规定:公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只包括起诉书和“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详细的列明,移送这些材料的选择权完全在于公诉机关,版面性在所难免。因相当多的证据材料在开庭前律师无法查阅,庭审中难以详细审查辨认,这种情况,实际剥夺了律师的质证权。

    (3)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调查取证权,在立法上限制过于严苛。

    法律规定律师向被害方收集证据,不仅要经被害人同意,而且要经过检察院、法院许可。在实践中,律师基本上无法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律师向其他证人收集证据也十分困难。

    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刑诉法《试试细则》中,第1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了解同案犯、被害人,证人的身份情况及去向。”第137条规定:侦查期间,律师不得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种规定,使律师在调取证据时处于明显不利地位。

    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均体现了国家强大的控制职能,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辩护职能的弱不禁风,但就现行法律不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来看,足以说明我国控辩职能的失衡和不公。

    (4)立法上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刑事追究助长了司法机关对律师的非法侵害。

    新《刑诉法》第38条单独针对律师规定了一条:辩护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作伪证以及有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新《刑法》第306条还专门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作出规定,在该条规定中,“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最易触犯,最难界定,侦查和公诉机关又最为关注。律师重新调查证人,旨在全面和直接掌握事实,以便行使辩护权时,有时认为证言有疑点或有误差,律师要找证人重新调查核实,希望证人消除顾虑,纠正错误,实事求是地陈述事实,这本身是律师为公正司法作出的贡献,应受到肯定和表彰,然实际后果却极有可能被认定是“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并被定罪科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证人要陷害律师,或者办案机关要搞职业报复,律师往往有口难辩,新《刑诉法》实施以来,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四、除了法律规定不够完善的因素外,律师执业环境的复杂性,也严重影响到刑事辩护制度的有效实施。

    (1)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对律师持有偏见。律师与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处地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某些司法人员政治业务素质较低,对律师的参与深怀反感,一旦与律师发生认识分歧,就对律师产生恶意。

    (2)人们法律观念上的误区。社会上不少人对律师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理解,仍用“替坏人说话”、“为坏人开脱”、“包庇罪犯”等旧观念看待律师;此外,人们头脑中等级观念很深,法治观念淡薄,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3)律师执业水平的限制。大批刚取得律师资格的人没有得到系统的培训、见习就仓促上阵,更多的律师没有受过刑事辩护和代理知识、技能方面的训练,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难以胜任复杂多变的刑事诉讼业务需要,容易出问题而导致风险。

    (4)有些律师自律性差,纪律松散,职业道德意识淡薄。对委托人盲目顺从,导致风险。有些甚至不惜为委托人拉关系,走后门,甚至以身试法,最后自己陷入法网。

 

五、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1)切实保障和贯彻律师随时会见委托人的权利

首先,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应将其中的合理规则引入我国法律当中。

    其次,这样规定有利于委托人辩护权的实现,而且不会妨碍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委托人的辩护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任何人不能剥夺。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委托人往往通过律师达到实现自己的辩护权、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要想让委托人切实行使辩护权而不流于空文,就必须保障委托人实现辩护权渠道的畅通,即“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而不是侦查人员在场监听。

    第三,从实践的角度看,给予律师比较充裕的会见时间是必要的;会见次数也不应当限定为一、两次;同时,应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行为设定纠正好处罚条款,用法律强制力加以保障。

    (2)立法上应充分赋予律师对控诉证据材料的了解权。

    案件一经移送检察机关,辩护律师便享有阅览全部案卷和证据、了解证人、鉴定人姓名、住址的权利。负责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必须履行自己的证据展示义务,向辩护律师提供案卷和证据,允许其抄录,并应以辩护律师的要求,对有关问题作出解释、说明。公诉人不履行上述义务,辩护律师有权要求法院或检察机关的审查部门强制其履行;一审法院应当以公诉人违反证据展开义务为由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也可以把公诉人或一审法院违反证据展示制度的行为而撤销原判或改判。

    (3)强化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首先,赋予律师申请法院调查和保全证据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和能力都非常有限,而辩护律师虽然有调查取证权,但缺乏有力的保障,不具备专门的技术手段,有此证据亦是律师无法涉及的。因此,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有关机关对律师申请调查、保全证据不作为的法律后果。

    其次,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发现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徇私舞弊等行为,有权收集有关事实材料,有权在庭审时申请法院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

    第三,增加《刑诉法》中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是保护。建议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中应增加相应内容,如:对于故意刁难,阻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打击报复调查取证辩护律师的单位和个人,只要辩护律师本人提出控告,司法机关应当受理,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或个人的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4)建立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制度

    律师的刑事责任豁免,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对于法院的完善,首先在《律师法》中明确规定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其追究刑事法律责任;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法院提供、出示或引用的证人或其他证据虽然失实,但不是故意伪造的,不受法律追究。次,修改《刑法》第30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以免和律师行使刑事责任豁免权给予必要的限制。如律师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已刑事责任豁免为由蔑视法庭,诋毁司法机关的名誉,肆意攻击、恶意诽谤、辱骂其他诉讼参与人。

 

六、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1)解决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问题,要改变人们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惩恶扬善的法律文化,改变人们对律师“只收钱,不办事”的看法。要解决对司法独立的认识问题,必须明确,任何权利都要依法行使并受法律的约束。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和以权废法。

    (2)律师要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执业水平。律师不但要精通《刑法》、《刑诉法》知识,也要学习各类案件特别是新型犯罪涉及到的专业知识,以及辩护和代理方法,技巧等。

    (3)严守律师执业纪律,恪守律师执业道德。平时要提高律师执业道德修养,提高自律意识,才能抵制不良思想的影响。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有什么权利,就行使什么权利,不要冒险行事,更不能违规违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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